日本《東洋經濟周刊》5月13日一期刊登題為《世界經濟將轉入低增長時代？》一文。作者為東京海上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戰略師平山賢一。文章稱，距雷曼兄弟公司破產風波已過去5年。在傷疤即將平復之際，美國縮減了貨幣寬松政策。

然而，克里米亞半島地緣政治風險開始抬頭，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在持續擴大，中國經濟在減速，引導新時代的經濟主體尚未出現。認為世界經濟將進入低增長時代的觀點似乎非常具有說服力。

根據已故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?麥迪遜主編的世界經濟史，人口增長率和經濟實際增長率大體上維持在同一水平上。如果人口增長率為0.5%，經濟增長率也將是0.5%左右。

即使世界人口繼續增加，但只要增長率下降，經濟增長率也將受到不良影響。截至1820年，這種關聯一直存在。給這種關系打上休止符，世界經濟增長率凌駕于人口增長率之上的時期，是在19世紀以后，經濟增長率快速上升的決定性因素是技術創新的加速。1820年至1970年的約150年間，經濟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，上升至后者的兩倍以上水平。

三大拉動因素消失

上世紀70年代以后，世界人口增長率下降，2012年為1.2%，經濟增長率也下降至2.2%。

雖說石油危機導致二戰后的高速經濟增長結束，但那之后經濟也在持續增長。筆者認為，由于有以下三種因素持續存在，即便人口增長放緩，技術創新停滯，也能避免名義經濟增長率的驟降。

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增長加速只是名義上的經濟增長。必須看到，扣除物價上漲影響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事實上是緩慢下降的。上世紀70年代，世界更喜歡實物（原油和黃金等）而不是紙幣，因此成功掩蓋住了通脹率上升、經濟增長減速的事實。上世紀70年代名義經濟增長率雖接近14%，但除去物價上漲因素后只有不到4%。

第二個因素是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，發達國家的戰后“嬰兒潮”一代進入購買住房和耐用消費品的多消費年齡層（35至54歲），支撐了經濟增長。也就是所謂的“人口紅利”現象。

第三個因素是進入21世紀，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迅速產業化，向生產現場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。世界人均經濟增長率被拉高，在人口增長率下降的背景下，支撐了世界經濟增長。

不過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因素正在消失。

勞動人口比率下降

首先，世界人口增長率今后將繼續下降。據聯合國推算，約50年后，世界人口增長率將達到0.3%。世界整體的生產年齡人口比率已在2013年達到頂峰。不僅是歐美國家，就連中國的生產年齡人口比率也已在2010年達到頂峰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女性就業率不上升或者退休年齡不延長，那么以發達國家為首的生產年齡人口比率下降將影響經濟。因此，與以前不同，今后勞動成本上升壓力將增強，影響全球企業的生產率，從供給方面給經濟增長造成壓力。

另一方面，世界多消費年齡人口比率在2030年之前將繼續增長，有望拉動消費增長。不過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率已在2002年觸頂，多消費年齡人口在2009年以后開始減少。中國多消費年齡人口比率在2011年越過頂峰，2025年以后多消費年齡人口將轉而減少。

鑒于這種現狀，今后將不得不依賴擴大南美、南亞、中東、非洲等地的消費。巴西多消費年齡人口比率將上升至2032年，印度為2041年，非洲各國為21世紀50年代以后。不過，這些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在擴大。如果中間收入階層不能如設想的那樣增加，將很難發揮“人口紅利”效應。這種情況下，財富加速集中將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。

技術創新愈加重要

如果上世紀70年代以后推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消失，那么將只能寄望于提升“人均經濟增長率”的技術創新。

回顧產業革命以后的技術創新歷史，不僅是在收音機、電話、計算機等信息通信領域的創新出現時，包括在煤炭、石油等能源領域的創新涌現時，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蒸汽機、汽油引擎等蒸汽革命推進時，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上升，中間收入階層快速增加。

今后世界仰仗的將是信息領域成為能源、動力和健康護理領域技術創新的引爆劑，從而實現全球中間收入階層的增長。

近年來，世界進入了不穩定的時代，但越是在社會矛盾變大的時候，越是存在以民間為中心的技術創新的機遇。因為，通過糾正此前積累的差距和沒效率的部分，可以期待出現技術創新的加速反彈。現在正是考驗人類智慧的時候。